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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” ——路易・艾黎的六十载中国情

  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道路上,有许许多多外国友人被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所吸引,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为中国人民奉献毕生心血。路易·艾黎便是其中一位。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,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。他是工业合作社运动发起者,培黎学校创办者。他的事迹至今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。

  1927年,即将三十而立的艾黎怀着对神秘东方的向往,从新西兰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上海。此时正值国共合作破裂,大革命失败。在中国,他目睹了旧社会民众受到剥削和压迫的悲惨情景。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到:“这里必定有一些坐拥巨资的人,但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辛勤劳作,比我们役使的马都不如。”他甚至发现,一些工厂后的小巷里堆积着许多麻袋,里面装的竟然是童工的尸体。

  面对种种惨状,艾黎决心投身中国人民变革社会的斗争之中。1932年,受国际联盟委托,艾黎只身来到武汉支援洪涝救灾工作。在这里,国民党反动派以赈灾为名趁火打劫、大发横财。而共产党领导的洪湖苏区却军民一心,战胜灾情。这种鲜明的反差深深触动了艾黎的内心,他开始积极接触共产主义先进思想,结交共产党员等进步人士。其间,他通过自建秘密电台、匿名撰稿等方式,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不屈抗争。他舍生忘死,帮助红军筹集、运送武器弹药,掩护了陈翰笙、刘鼎等中共党员和隐蔽战线工作者逃脱反动派追捕。艾黎坚信,只有中国共产党,才能解救中国劳苦大众。

  抗战期间,中国大片国土沦丧,失业者不计其数,国家产业体系几乎崩溃。艾黎与中国爱国人士一道,于1938年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,发起工合运动,目标是把工人和难民组织起来,生产自救,支援抗战。为了这项事业,艾黎毅然放弃上海的安逸生活,靠着两条腿和一辆自行车,行遍16省,行逾3万公里,历经轰炸、车祸、疾病等磨难,逃脱特务追捕、叛徒出卖等险阻,九死一生,其志未改。

  在艾黎的推动下,一大批工合组织蓬勃发展起来。据统计,1939年至1942年,中国一共出现了三千多个工合社,帮助三十多万人实现就业,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大量人员与物资支持,给中国军民以巨大精神鼓舞。

  在开展工合运动过程中,艾黎认识到,要为工合社提供技术和管理人才,就必须进行有组织、有计划的培训,发展职业教育势在必行。1942年后,艾黎同英国记者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(1944年迁至甘肃省山丹县)。“培黎”的意思是“为中国的黎明而培训”。艾黎希望这所学校能为中国革命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。怀揣远大目标,艾黎克服了物质条件匮乏的困难,顶住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力,为学校倾注了全部的心血。

  艾黎自己终身未婚,却收养了许多贫苦百姓和革命者的后代,全心全力将他们抚养成人,培育成才。艾黎将这些孩子们称为“迎接黎明的人”,勉励他们为新中国奋斗。培黎学校的学生回忆说:“在我们的心里,艾黎不是一个伟人, 他是我们的父亲。”

   新中国成立之后,艾黎笔耕不辍,将对中国的热爱和理解倾注笔端,致力于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。他一生著作70余部,记录了他在中国等国家的见闻。其中《六个美国人在中国》介绍了史沫特莱、斯特朗、斯诺、卡尔逊、史迪威和马海德等6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,《瓷国游历记》则是艾黎几十年研究中国陶瓷的心得之作。艾黎还潜心翻译了大量中国古诗,译著有《胡笳十八拍》《唐宋诗选》《李白诗歌200首》《白居易诗选200首》等等。在众多的诗人中,艾黎最推崇杜甫,因为他觉得杜甫心怀天下,心中有人民。

  1987年12月,艾黎在北京溘然长逝。他90年的人生中,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。无论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岁月,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,艾黎总是坚定不移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,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。

  艾黎逝世后,邓小平为他题词:“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”

  艾黎曾用一首诗总结自己的一生:“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,给了我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。这一切多么意味深远,谁还能想到什么报酬,会比我得到的这一切更加美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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